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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力发展繁荣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
 时间:2017-02-22 信息来源:人民法治

 

----记江必新在人民法治论坛中关于“新形势下的中国法治文化建设”的讲话

 

   江必新:尊敬的各位领导,各位专家,各位来宾,各位新闻界的朋友,大家上午好!

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行为发学会对《人民法治》两年多来所取得的成就,对首届人民法治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!对莅临这次会议的各位领导、专家、学者,以及各位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。对长期以来支持、关心中国行为法学会的研究,以及各方面工作的同志们,对积极的支持《人民法治》这个刊物的各方面的人士,尤其是对这次会议给予大力支持的协办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 

   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江必新同志

 

 这一次论坛的主题是新形势下的中国法治文化建设,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,也具有长远的历史性的意义。对这个主题我想借这个机会,谈三点个人的感受,或者说体会。

    第一点,研究新形势下的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意义重大。之所以这么说,有这么几个观点。

    1、从广义的文化概念中,通常包括物质文化,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个层面,从这样一个广义上可以这样说,人类自身的发展、进步,人类走向文明的全过程,是一个文化不断的积累、发展和变迁的过程,也就是说,人类是离不开文化的,他的一切生活、发展、生产是与文化相伴随的。但是这个文化是有各种类型的,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,只有提炼好、研究好,发展相应的文化,才能使人类的进步、发展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。

    2、任何制度文明背后都有文化基因,而且任何制度文明的背后都有文化支撑,最具生命力的制度形态一定是扎根在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的,这是从我们狭义的文化概念来说的,通常是指精神文化。但是在物质文化、精神文化、制度文化这三种形态中,物质文化的发展、制度文化的发展也是离不开精神文化的支撑,精神文化对于制度问题、物质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可以说文化的这个过程,有人把它讲是,这个文明的发展过程,一个是人化,一个是化人,这四个字概括了文明的发展过程,反映出物质文明、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相互互动的关系和关联。我们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,没有文化的现代化是不行的,是不能成功的,这是第二点。

    3、包括法治文化在内,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,我个人以为这个文化,大家知道现在有一轮文化热,文化为什么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?我觉得它有这五种或者是六种境界。第一种境界,经适自用的境界;第二种境界,有学术境界;第三种境界,有艺术境界;第四种境界,有道德的境界;第五种境界,有人文的境界;第六种境界,有传播的境界。这六种境界可以生化出六种力量,经适自用的境界可以生化出激发力,学术境界可以产生说服力,艺术境界可以产生强大的感染力,道德境界可以产生强大的感化力,人文境界可以产生强大的熏陶力,而传播境界可以产生强大的激发力。这六种力量的聚合,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。

    4、我们要建设法治中国,要建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,为建设中国法治文化奠定基础。一个文化品质的高低,决定了它的制度的高低。可以这样说,没有高品质的法治文化,是断断不可能建成高品质的法治国家。

    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,研究新形势下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意义重大。

    第二点,开发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。为什么讲这个课题呢?我想是这么几点:

    1、我们要强调法治文化自信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,没有文化自信,就等于没有精神脊梁,要有文化自信,你必须要有悠远的文化,比西方的文化要更具有生命力,更具有影响力,更具有对整个世界文明的指导力。要做到这一点,是要开发的,是要研究的,是要弘扬的。要有底气,首先得要有内容,要有优势,自信必须建立在优势的基础上。

    2、西方的法治文化有它特有的价值和使用范围。不能说它都是坏的,它有它的优点,但是它并不是唯一类型的法治,不能把西方的法治文化当成是普视的,当成是唯一的,当成是最优秀的,或者是当成是未来的必然的归属。我们说西方的法治文化是在历史上产生的,它也有它的正面价值和进步作用,但是不能把它当做普视的。从近代以来,我们引进了西方文化,包括西方的法治文化,但是确实感觉有很多方面跟我们的国情,跟我们的世风人情不太相适应。实施的效果也不太好。这就使我们反思,我们必须建构适合于我们国情,与我们传统文化能够产生某种合理的联系,创造一种新的文化,法治文化,才能够指导我们的实践。

    3、只有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,才能正确指导、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。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,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,这个道路如果没有特有的,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来引领,那是不行的。

    4、只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,建立这样的法治文化,才有独立的法治话语体系,才能够增加中国所谓的大国在世界上的法治话语权。如果整天只讲西方的那一套,人家比你熟,人家念了几百年了,你在那个地方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的。而且也只有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和法治文化,才能够增加国际法治话语体系中间的中国元素。我们的话语权,中国在世界上,在法治上的话语权,必须具有中国的元素,没有中国的元素,你讲得再多,那是重复了西方的法治文化,人家已经听得很厌倦了,人家已经听得很多了,而你只是蹒跚学步。

   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观点,我们研究的法治文化一定要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。

    第三点,开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需要百炼成钢,久久为功,要形成独具特色的法治文化非一日之功,不是一天、两天就能建成的,罗马不是一天就建成的,法治文化更不可能,毕其功于一役。近代以来,我们很多的志士仁人都是讲究一套科学的、理性的,能够引领中国前行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一种文化。但是有时候有点着急,着急的话,要么全盘西化,要么就全盘复古,这些路子都不行,最终还是要有一个久久为功的准备。因为文化这个东西,一定要和物质文化、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个方面要互相促进,互动,它是一个长久的互动过程。不是想改就改,想变就变的,这是一个长期的积淀、筛选、比较、萃炼的过程。怎样形成这样的久久为功,怎样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,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点:

    1、在中国的现实问题上下工夫。我觉得任何的文化形态并不是一个先导者,或者是先知者在那儿设计,当然现在很多宗教最终把这个归结为某一个先知者在那儿布道,然后大家来做,这是一个颠倒的哲学,颠倒的认识论。在我看来,任何一个文化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,解决他这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,问题解决了,自然会要解决他面临的问题,一定会产生很多的规则、制度、理念,创造出很多物质方面的成果,都是要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。这个问题解决了,就自然而然形成了特有的文化,特有的制度,特有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产品,当然,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消极的,人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具有能动性的高级动物,他是会反思、归纳、总结、学习,对它的存在有极大的反作用。不同的人类在不同的环境下有共同的问题,也有特殊的问题,这种共同的问题成了它的文化的共性,特有的问题成了文化的特质,用心去解决问题,弄清楚哪些问题是真问题,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,最终可以创造出独特的文化。在解决问题上,我们研究法治文化,要解决我们当今面临的法治问题,把这个问题解决了,把我们面临的特殊问题解决了,就有了我们特殊的文化,这是我的看法。

    2、要在探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方面下工夫。文化的形成、发展是有规律的,这些规律,按照这个规律去发展,去开发,它可能发展的快,不按照这个规律去办,可能欲速则不达,最终形不成真正有价值的文化,这是引领一个时代的文化。

    3、要在理性分析上下工夫。任何一种文化,人类要解决的问题有它共同的问题,这正是各国文化可以交流、可以合作、可以相互借鉴的基础和前提,因为我们有很多问题是共同的。有共同的问题,我们就有借鉴的可能性,就有相互借鉴的可能性。但是一定要弄清楚这种文化解决的是共性问题还是特有问题,如果解决的是特有问题,拿到我们这儿来,我们的特有问题不同,那就不行。所以说,要对每一种文化类型进行认真分析,它的特质是什么,它的特殊功能是什么,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。它适合于哪种社会环境和国情。把这些问题分析清楚以后,我们才有可能来进行融合、交流、借鉴。

    4、要在整合、融合上下工夫。现在中国面临着各种文化,有中国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,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,有新民主时期的革命文化,还有社会主义时期创造的一些新的文化。这些文化怎样来进行整合,怎样来进行融合,这是我们面临的很重要的任务。整合得好,我们可以优势互补,整合得不好,也可能集聚的都是劣势,所以整合还是需要工夫的。

    5、要在转化、创新上下工夫。传统的优秀文化也要转化,时代不一样了,各种文化需要推陈出新,继往开来,要做得好继承、发扬和批判之间的关系。

    6、要在归纳、提炼上下工夫。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,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,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已经给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本质特征、基本延展等等,这对我们创建、开发、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,可以说建构了四梁八柱,打下了良好的基础,但是我们不能停止在这儿,我们要进一步丰富它的内容和内涵,要进行归纳,要形成我们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。所以在这个方面,我们需要认真地进行归纳、总结,把鲜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总结、提炼、上升为法治文化、法治理论、法治理念,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。

    当然,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离不开吸收各方面优秀的、积极的、管用的法治文化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期待这一次研讨会各位专家的奉献,期待这一次论坛上各位专家所贡献的智力成果。

   

最后,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,谢谢!

 

注:江必新,中央纪委常委,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,二级大法官;第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、常委。

 

 

参加会议的还有:

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兼司法行为研究会会长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苏泽林同志;

    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,原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,中国女法官协会会长,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王秀红同志;

    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,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原副校长李文燕教授;

    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先生;

    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兼法律语文化研究会会长,中国人民大学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教授;

    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兼行政执法行为研究会会长,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胡建淼教授;

   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员教授、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莫于川教授;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院长、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崔永东教授;

    中国行为法学会法律服务行为研究会筹备组负责人,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法务总监、法律部总经理郭卫华同志;

   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廉政建设与社会评价研究室主任、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蒋来用同志;

    福建省寿宁县人民法院林松涛同志;

    《中国法治文化》月刊执行总编辑、司法行为研究会副会长王运声同志;

   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,《环球法律评论》副主编,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支振锋同志;

    中国行为法学会基础理论研究会秘书长朱崇坤;

    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江伟同志;

    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周军同志;

    人民法治论坛战略合作单位,上海巨如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立勇先生;

    巨如集团独立董事、合规总监任强先生;

    巨如集团副总裁费振选先生。

    此外还有《人民法治》杂志社执行社长陈文斌同志、人民法治网编辑单一良、副社长姜建生同志、执行总编辑陈惊天同志、秘书长陈平同志。

 

 

商道中国责任编辑:李海波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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